我的从医之路：从“怀疑者”到“铁杆中医”

原标题：我的从医之路：从“怀疑者”到“铁杆中医” 学术、理想、情怀，在当前的高校，这些美好的话题总能让人感慨万千。“青衿矢志，皓首穷经；溯本追源，以文化人”。当教师，当医生，传道授业解惑，诊脉治病救人，是我一辈子崇尚的职业。多年前，在现实和理想发生矛盾之时，是随波逐流，还是特立独行？我也曾犹豫彷徨，但在一种使命感的激励下，我最终选择了后者，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，沿着古人的足迹，义无反顾地走过了50年的中医生涯。 我出生于中医世家，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中医学徒，跟随伯父、湘雅医学院中医顾问彭崇让教授学中医，伯父教我读的第一本书是《伤寒论》，让我将其中的条文背诵得滚瓜烂熟，找到其中“方证对应”的关系，今后在临床，“有是证必用是方”，凡是遇到《伤寒论》条文中讲到的证候，就一定要用这首经方治疗。伯父还教导我，中医的生命在临床，中医的核心在方剂，对于古今名方，要多记多用，才能够提高疗效。我起初怀疑：中医的科学道理在哪里？不学解剖，不学西医，难道这样就能够治病吗？完全是见识到伯父治病的卓越疗效，才使我坚定了学中医的信心。后来通过临床实践，我领悟到，中医的辨证论治、方证对应，其实是一种信息处理的科学方法，是一种完全独立于西医之外的临床思维模式。几年的学徒生活，让我获益匪浅，但最重要的是，我认识到了中医的方法论。 我是1979年湖南中医药大学的第一届研究生，硕士生专业是医学史，毕业之后留校担任医学史老师，教授中国医学史和西方医学史。几十年的教学与研究，使我眼界大开，弄清楚了中西医的源流与区别，虽然离临床远了，但是我始终难忘初心，教学之余，在十几年中阅读了大量中医临床古籍与医案，为将来回归临床做好了准备。 正式回归临床是在2000年，国医大师熊继柏教授带我去百草堂，每周三次门诊。也就在那一年，我准备给研究生讲一门新课，自编了一本打印的教材《八大疑难病的中医治疗》，不知何故，教材流传到了人民卫生出版社。中医部主任张同君看到后，非常欣赏，想要出版。这本来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好事，但我答复她，这只是我编写的古人经验，要出版，就要出版属于我自己的书，要完全是自己的学术观点和临床经验，“请您等五年，让我慢慢写！” 五年之后，终于完稿了，拙作分为上下两卷，共60万字，后来增添到83万字。上卷为学术篇，是我30多年来学习中医和从事医史教学的心路历程，主要从东西方文化、哲学、历史、科学史、医学史的角度，并结合自己的亲身体会，对中医的科学道理、中医的优势所在、学好中医的诀窍、中医问题的症结、中医改革的方向、中西医结合的前景等，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和探索。下卷为临床篇，作为一个临床医生，我对中医具有优势的各种慢性疼痛、慢性炎症、病毒性疾病等7大类30多种病症，利用多年来总结和积累的大量原始素材，在书中系统介绍了自己的诊疗经验。 就在拙作出版之前的2006年9月，发生了一场不小的风波。有人在网上鼓动联名取消中医，攻击中医是“伪科学”。这是当代中医遇到的空前严重的挑战，虽然这场风波很快平息了，我和熊继柏教授也率先联名在《中国中医药报》撰写了反击的文章，但仍然使我心中的波澜久久难以平息。我知道，在许多人心中，对中医根深蒂固的怀疑，并没有消除，当代中医的学术建树工作，就应当从澄清这些问题开始，而拙作正好回答了这些大是大非的问题。于是我向张同君提出，干脆就把这本拙作的书名叫做“我是铁杆中医”吧！副标题用“彭坚学术观点与临床心得”。“铁杆中医”这个口号，最早是国医大师邓铁涛提出的，他激励中医学子：“学中医，就要做铁杆中医”！ 中医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出来的一朵奇葩，深受古代哲学、历史、文化的影响与熏陶，不属于现代科学，有着与西医完全不同的方法论。只有深刻理解了中医药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特点，才能够学好这门学科，否则，继承与创新都会偏离正确的方向。中医学基础理论中的阴阳五行学说，一直受到一些科学家和其他人士的严厉批判，有人提出中医是“伪科学”，有人要将中医“废医存药”，锋芒所向，大都剑指阴阳五行学说。 阴阳五行的确不属于科学，中医也不是现代意义的科学，而属于自然哲学指导下的经验医学，是两者的有机结合。《古代哲学对中医临床的指导》一文提出，作为中医理论基础的阴阳五行，其实是人类哲学史上最伟大的学说，这种学说来自于农耕时代古老的天文学。正是因为有了古代哲学的存在，中医这颗常青树才有了源头活水，历经两千多年而花开不败。这恰好是中医的优势所在，否定阴阳五行，无论是出于有意还是无知，都是试图从根本上消灭中医。 为了让中国的科学家和更多的人了解中医，2008年，我在《科学》杂志第一期、第三期、第四期，连续发表了《东西方文化激荡下的中医与西医》《中医的科学方法》《当代中医的反思》三篇文章。2006年秋天的那一场取消中医的风波，始于当年4月份《医学与哲学》刊登的一篇文章“告别中医药”，到了9月份，作者变本加厉，在网络上进一步提出要全国人民联名“取消中医”。为了拨乱反正、正本清源，2016年，在风波发生的10年之际，我又撰写了《2006：一场试图取消中医的风波》，以长达万字的篇幅，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批判。 今年4月份，拙作《中医从来不是慢郎中——铁杆中医彭坚谈外感病的治疗》完成。撰写本书的动机是，在今年1月15日，我接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人教司通知，受邀于7月份到北京给第四批中医“优才班”学员讲课。时值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日趋严峻。1月20日，南京中医药大学经方学院黄煌教授委托他的博士生，就新冠肺炎的若干问题，对我进行了访谈。我坚定不移地认为：中医能够治疗新冠肺炎！中医从来不是慢郎中！中医独到的方法论与几千年总结积累的历史经验，注定其一定能够担负起治疗新冠肺炎和其他病毒性疾病的重任。访谈内容播出后，引起了较大反响。 我充分意识到，这次新冠肺炎，是中国近现代史上，第一次让中医在全国范围内全面介入急性流行性传染病的治疗，意义极为重大，如何通过这次抗疫，让全国人民了解中医的历史成就和现实表现，促进中医药事业的伟大复兴，同样具有重大意义。 追忆从医五十载，我心潮起伏，辗转难眠，名利得失，已如过眼云烟，深感我没有虚度年华，无怨无悔。 （本文作者为湖南中医药大学教授、医史文化学者、知名中医临床专家。）（□彭坚）